旧京掌故之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（三）

扬国威

（接上文）
太平歌词这名词有个来历。据说北京当初有个出名的艺人，外号“抓髻赵”，他到宫里给慈禧太后唱了莲花落，慈禧没听过这东西，听完了就问这叫什么名字？“抓髻赵”说叫莲花落。莲花落本来是高尚的人不大接触的东西，属于跑江湖、要饭行乞的玩艺儿，慈禧嫌这名字不好听，就说改叫太平歌词吧！因此这名字是“御赐”的。后来一传两传就传错了，把唱太平歌词时打的小竹板错叫做“玉子”（是“御赐”的转音）了。太平歌词用的小竹板跟二人转用的小竹板本出于一个传统。二人转叫小竹板为“四块瓦”，演出时演员一手拿一件两块瓦样的板，来回翻打，叫“四块瓦”，这是劳动人民起的名字。莲花落自从被慈禧“御赐”名字以后，起初竹板也叫“御赐”，后来叫别了，就叫成“玉子”了。实际上不是竹板叫做“御赐”，而是太平歌词这名儿是“御赐”的。后来北京很多唱莲花落的班子就把莲花落改叫太平歌词。
我除了唱戏之外，有时到鼓楼市场的各场子里转转。这么多场子中待我最好的是崇家，我常到那坐一会儿。老听太平歌词，我就想学，后来真学了几段。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就在崇佩林家这场子。我和另一人合唱《韩信算卦》，应该是韩信做错了五件事，要减寿，这个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；我唱了四件事就结束了。第一次唱就唱错了词儿，想给人帮忙，帮了倒忙。这一场演出没法向人家要钱了，唱错了词儿怎么好向人家要钱哪？只好算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。
我第一次说相声也在鼓楼后边。我爱听相声。鼓楼那儿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，有些老艺人在那说相声，像常宝臣先生、聂文治先生。常宝臣先生带两个徒弟；一个叫郑祥泰，一个叫王世臣。王世臣那时还刚刚学徒。这些人在那儿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，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，像张兆新、张书元，还有个小李，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。他们说相声，我老听，老听老听就想说。有一次开场，我看见场子里就一人在那儿，我说：“我给你帮忙吧！”他说：“好吧！来吧！”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《戏剧杂谈》，那时不叫《戏剧杂谈》，叫《杂学》。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，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。但是收钱收得少。第一，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，人上得不多；第二，大家认得我，都知道我是唱戏的，不是说相声的，所以不大愿意给钱，好像不值似的。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，第一次说相声，全在鼓楼市场那儿。
在西单商场
我在鼓楼市场干了一年多。那时西单商场盖得了，鼓楼市场唱戏的人又把我带到西单商场去唱戏，我又到了西单商场。班主是马少箴。在西单商场唱戏，都是彩唱，那行头也简单，像唱《四郎探母》，公主没有花盆底鞋，穿平底鞋上场。戏袍是布做的，当蟒袍穿或当别的什么穿都行。玉带、髯口也挺齐全。拿戏装这一点来说，西单商场比鼓楼高级一点，鼓楼又比天桥高级一点。在西单商场唱戏，一到冬天，大家换上冬衣，我却换不下来，还穿这身单衣服。听戏的老太太们、好心眼儿的人们见了就说：“你看这孩子多冷啊！没衣服穿啦！咱们给他凑凑吧！”于是你拿三吊，他拿两吊，给我凑钱买冬衣。有人说：“我那儿有条夹裤，捅点棉花就变成棉裤了。”有人说：“我那儿有件小夹袄。”这人给个围脖，那人给顶帽子，有人给件大褂，每年一到冬天，我就是这样过的。
这时我16岁了。我很爱说相声。在鼓楼市场那阵，我已经学着说相声了，到了西单商场，我们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高德明先生的场子，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朱阔泉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。我没事就去听，听完就琢磨，特别是说单口相声，我更受朱阔泉先生和汤金澄先生的影响。偶尔相声场子演出的人少，我就帮着他们说。有一天早晨，雨下得很大。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，没吃东西。直到下午4点多钟雨才住。场子里的板凳都淋得湿透了。板凳是用链子锁上的，夜里怕人偷。我跟租场子那个人说：“您把这场子打开，我把板凳晾一晾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穷疯了！这暴雨刚……”我说：“出太阳啦。”他哪儿知道我的心事啊！我那时是在人家茶馆里借往，早晨七八点钟起床，起晚了不行。我从早晨起床到下午还没吃饭哪。我得想办法挣钱。我把场子打开，把水扫一扫。一会儿，就有游客来了。这商场有四个场子，那天就我个人说相声，一直说到晚上，挣了多少钱呢？论枚是一干五百多枚，合银元是三元多。这是我平生头一回“发大财”。地主租场子是“二八”租，你挣一元有他两角，我还剩两元五角多。那天我父亲也没饭吃，没有辙，找我来了，我给他一半，还剩一元多。到8点钟才吃饭，从早饿到晚，这顿晚饭可吃饱了。我说相声第一次挣这么多钱，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，但却鼓励我去说相声。后来我改行说相声，除了爱说相声外，还与说相声总比唱戏多挣几个钱有关。
我是个唱戏的，要说相声就要有个说相声的师傅，不然人家不让你干，这是行会规矩。我在西单商场第一个说相声的老师就是常宝臣先生，后来常宝臣先生病故，我得另找老师。这时有个相声艺人对我说：“你就算我的徒弟吧！”其实他没怎么载我，我只帮着他敛敛钱，帮帮忙，有时我也说相声。我那时是又唱戏又说相声。
这种又唱戏又说相声的情况当然为班主所不容。于是我离开西单商场，又回天桥“云里飞”那儿搭班了。我已经在外边单独干了几年，不像在颜老师家学艺那阵儿的情况了，“云里飞”同意我搭班。我还唱京戏。有时散场后，我一个人再说几段相声，挣的钱跟在西单商场时差不多。“云里飞”本名叫白宝山，他见我说相声挣钱多，就叫他儿子白全福也跟我学说相声，他们家的徒弟王宝童也跟我学，我把他俩带出来了。每天散场后，我们三人就在原地说几段相声，我有时给他俩每人捧一段，我再来段单的。
说到天黑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就在场上安上个四五十度顶多六十度的灯泡，回头多给地主些钱。我们仨都是小孩，我比白全福大两岁，谁看了也觉得新鲜，愿意听会儿。天桥街头艺人演出时带电灯，就是由我创始的。这时候我们也唱戏，也说相声，随身带着小竹板、醒木、白沙子口袋（从前撂地摊的相声艺人说相声时都会表演用白沙子写字。白沙是风化了的汉白玉石的粉末，艺人手撮粉末在地上随意挥洒出流利的行书，笔锋清晰，是一项高超的艺术。现在这项技艺已失传）等东西，哪儿有机会就在哪儿说一段，碰见哪个场子散场就在那说上三五段。后来一直发展到敢在天桥说相声历史最悠久的焦德海、刘德志的场子上说相声。
夏天，焦德海、刘德志他们要到下年3点才上场，我从早晨8点就开场，一直说到下午1点多钟。有时我能挣到五百多枚铜板，创去给地主地租，二八劈帐，我还剩七八角钱（当然这种情况不太多）。我就找个地方吃顿饭，吃完饭，再到茶馆沏上壶茶，花十个铜板买盒小粉包请大家抽烟，谁爱抽谁抽。这时，戏摊唱小戏的朋友们刚到场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我喝够茶，抖抖身来到“云里飞”的场子、又开始下午的卖艺生活了。
拜朱阔泉先生为师
我21岁那年，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，学说相声。朱先生长得胖、外号“大面包”。拜师，得上饭馆，请一桌客。按照说相声的规矩，得请说评书的、唱莲花落的、变戏法的、练把式的这四门的师傅，一门各来一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门分不开，单口相声里有评书的因素，评书里面也有相声的因素。唱莲花落前面有“说口”，就是上面提到的“前脸儿”。我们也把莲花落里有用的部分改编成相声。练把式也有说的部分，北京有句土话：“天桥的把式，光说不练”，那就是说“说”的成分很大，因为光练的话，一趟拳、一趟刀，二分钟就练完了。变戏法的也是如此，前面必须有“说”的部分。我要学相声，就得请说书的、唱莲花落的、练把式的、变戏法的，这四门每门来一位师傅。
当时我哪有钱上饭馆，我拜师，就拿出一元钱，在师傅家请吃了顿炸酱面，只请了绪得贵、汤金澄两位老师，那二位没去。我冲师傅叩了三个头，吃了顿炸酱面，就算正式拜师了。
当相声演员有几样小道具：手绢、扇子、醒木、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，还有白沙子口袋。按传统说，拜师的时候，老师应该给徒弟两样道具：一把扇子、一块醒木。师娘给一件：手绢。白沙子口袋自己准备。我不用师傅、师娘给，早就准备了这些道具。我还在唱戏的时候，第一次唱太平歌词，我就做了副小竹板。后来我成天带着这些道具，哪儿有机会我就在哪儿说相声。
据说以前说相声的道具还多，我发现和清朝著名相声演员“穷不怕”同时（也许更早些）的西城的相声演员“马麻子”，说相声时用鼓和铃铛。这恐怕是暗春（暗春是相声术语。相声分明春、暗春两种。春，就是说。明春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，暗春是用布幕把人挡起来，艺人在里面模仿各种声音进行表演。这种相声，湖南、湖北叫“雨伞戏”、“被服戏”，四川叫“龙口戏”）相声传统中遗留下来的东西。
（未完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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